一九六九年三月二日至十七日，在冰天雪地的中苏边境乌苏里江上一个毫无战略价值的弹丸小岛——珍宝岛上，两个拥有相同意识形态的核大国、前亲密盟友、社会主义阵营的老二中国和老大苏联之间，突然爆发了三场震惊世界的小规模激战。虽然双方直接参战的部队仅限于营连级规模，但激战爆发后的十天内，中国有高达四亿人次（当时中国的人口近七亿）参加了抗议苏联入侵中国的大规模示威游行。苏联则有十万之众包围中国驻苏大使馆，大使馆外部建筑的三楼以下部分被示威者投掷的鸡蛋、墨水瓶严重破坏，一楼地面全部被投掷物的污迹和碎片淹没。一夜之间“苏修”就取代了“美帝”，成为仍陷于文革狂热中的中国最凶恶最危险的外部敌人。
历史真相中共以“珍宝岛之战”献礼“九大”
历史犹如一幅长长的画卷，当它离我们越来越远时，我们越能看清它的全貌。数十年后的今天，回过头来再看当年的珍宝岛之战，随着它的真相逐渐被披露，它的原貌已基本被还原。
上世纪一九六○年代开始，中苏关系日趋恶化。一九六七年至一九六九年初，苏方在乌苏里江中苏边境线上对中方的挑衅日益增加。一九六八年八月二十日，苏联悍然入侵捷克的军事行动震撼了整个世界，中方更加警惕苏联在中苏边界对中国的一举一动。
对珍宝岛事件冲突的缘由，当时中方宣称完全是由苏方一手策划并挑起的，中方是被迫进行自卫反击。绝大多数中国人和国际社会接受这种解释——面对苏联，中国再怎么说也是以弱击强。但近年来双方陆续解密的文件、当事人受访／当事人回忆录披露的历史真相却是：珍宝岛之战是中方精心策划的主动反击。鉴于当时中苏陆军在装备和训练上的巨大差距，中方的反击只能以出其不意、突然袭击和集中优势兵力打歼灭战的方式进行。时任沈阳军区副司令员兼参谋长的萧全夫（一九五五年被授予少将军衔）全面负责策划和指挥此次军事行动。一九六九年一月二十五日中方首次设想以三个连的兵力投入这场战斗。二月中国新年前夕，萧全夫携作战方案星夜赴京。二月十九日该方案上报总参谋部和外交部，最终得到毛泽东的批准。
珍宝岛并不是中方最初选定的反击地点。之所以最后选在珍宝岛动手，有多方面的考虑。一是苏联已答应将珍宝岛归还给中国，苏方不会为了夺回它跟中国拚命——即使夺回了它，苏联在国际法和道义上也无法永远拥有它；二是自一九四七年开始苏军即在珍宝岛上巡逻，在这里动手，对苏方的触动更大；三是珍宝岛的地形对中方有利——中方便于隐蔽接近，苏方前来却易被发现。此战中方事先作了充分准备，对苏军几点几分巡逻到什么地方、有多少军人都了如指掌，中方甚至连暗号都准备好了。
此战中方调动了分别隶属于三个军的精锐部队——军属侦察连（均为二百多人的加强连）。三月一日夜间，中方部队冒着零下三十多度的严寒上岛潜伏。第二天天亮后，由边防站长孙玉国（文革时名闻遐迩的“战斗英雄”，后被越级提拔为沈阳军区副司令员）率领另一支中方“钓鱼”分队按正常程序上岛巡逻，引七十余名苏军登岛“上钩”，再将他们一步步引入中方预先布置好的“口袋阵”中。据陆媒的数字，在一个多小时的激战中该批苏军几乎被全歼：计阵亡三十八人（苏方公布为三十一人），伤二十二余人，三辆军车尽毁，一辆被击伤。中方阵亡十七人，伤三十五人。
三月十五日，中军抗击苏军五十余辆坦克和装甲车及大量步兵的轮番冲击，双方激战九个多小时，历经六次较大规模的炮战，中军粉碎了苏军三次冲击，并击毁击伤坦克／装甲车十四辆，苏军共战死六十余人，包括一名上校、一名中校，伤八十余人。中军战死十二人，伤二十七人。三月十七日——四月二日，中军打死打伤苏军步兵三十余人，击毁击伤坦克各一辆。总计在整个珍宝岛之战中，中军毙伤苏军二百三十余人（苏方数字为一百五十二人），毁伤坦克装甲车十九辆。中军共伤亡九十二人。
珍宝岛之战结束不到半个月的四月一日，中国共产党召开了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九大”不仅在于是在中共“八大”举行十三年后才得以召开，不仅在于“九大”是文革期间召开的第一次全国党代表大会，不仅在于林彪成为由“九大”党章规定的接班人；更在于“九大”是执政党“全党”对“文化大革命”全面“认可”和背书的大会。就时间点来说，“珍宝岛之战”其实是一次向“九大”献礼的战斗。
全世界曾在核大战边缘徘徊
苏军在珍宝岛之战中遭受了自二战结束后最惨重的伤亡，苏联高层惊诧莫名，反应强烈。一九六九年八月十三日，苏军出动上百名步兵，在坦克和装甲车的掩护下越境伏击了在新疆裕民县铁列克提地区巡逻的中国边防部队，中方三十八名官兵全部战死。苏军强硬派更力主动用苏联在远东地区的中程弹道导弹，携带几百万吨当量级的核弹头，对中国的军事、政治等重要目标实施“外科手术式的核打击”，一劳永逸地解除中国威胁。为力争美国保持中立，苏联将核攻击中国的意图知会美国。美国从全球战略利益和爆发核大战的危害出发，称不会对此坐视不管。美国用已被苏联破译的密码发出指令：一旦中苏核大战爆发，美国将同时对苏联一百三十多个战略目标发动核攻击。美国还故意将苏联的核大战意图泄露给媒体。中共高层这才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迅速将准备打仗作为新的战略部署。中方重要领导人均被疏散，重要档案被秘密运往西南地区存放。军队共疏散九十四万余人，空军疏散了四千多架飞机、海军疏散了六千余艘舰艇。成千上万的城市人口被卷入紧急战备行动中：各大中城市紧急举行防空演习，大规模修筑人防工事；大批干部下放到“五七干校”，所有高等院校下放地方或迁往外地；国民经济开始转向战时状态：许多企业转向军工生产，大批工厂迁往交通闭塞的山区、三线。苏联在中苏边境陈兵百万，在蒙古驻军二十万，在远东地区部署了可进行核攻击的数百架轰炸机。七十年代的最初几年，中国就生活在这样一种准战争的紧张气氛中。
“新中国”成立以来爆发的四场对外战争中，中苏珍宝岛之战是规模最小的，但它几乎将世界拖入核大战，其后患和影响力远非其规模可以比拟。中苏间剑拔弩张的紧张局势，使毛泽东终于意识到中国无法同时与世界两强美苏对峙并开战。毛及时接过了美国伸来的橄榄枝，中美关系开始缓和，可以说尼克松的访华始于珍宝岛的硝烟。中美接近也使美苏统治世界的两极格局被打破。
当年毛泽东将意识形态之争凌驾于国家利益之上的治国方针，当时的苏联领导人则全盘继承了沙俄大国沙文主义的“悠久传统”，他们几乎将中苏拖入一场危及全球的核大战。
（本文略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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